乘坐公交车109路在缸瓦市站下车，从人群中一眼看到穿着粉色衬衣的李晨阳。我们一起边走边谈起他从事了一辈子的地质、科学话题，李晨阳滔滔不绝。
走进充满烟火气的兵马司胡同东口不久，颇具年代感的“9号院”（现15号）映入眼帘。这个院子是李晨阳一直研究、守护的对象，“说是我的精神圣地也毫不夸张。”他说。
原来，这座藏在胡同深处的小院，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也是中国地质学的发祥地。它承载着中国近现代科学从“格致”到“科学”蜕变的厚重历史，也见证了无数科学先驱“以科学救中国”的赤子初心。
李晨阳出生在北京，与“兵马司9号院”有着不解之缘。十多年前还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他负责梳理地质数据库。其间，他了解到“兵马司9号院”的历史，那些科学先驱们在战乱与贫困中坚守科研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至今，虽已退休，他仍坚持梳理资料，完成海量数据的挖掘，不仅撰写文章，还凭借自己在地质学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四处奔走，寻求更多的人来一起研究它、保护它。在李晨阳看来，“保护‘兵马司9号院’是自己的执着与担当，不仅仅是为了留住历史，更是为了激励后人，让科学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赛先生在中国”的象征 为什么是地质调查所？
北青报：没想到胡同里还藏着这么一座特别有历史感的院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院落和这些建筑。
李晨阳：这里曾经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旧址，它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也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机构。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文物遗产，更是中国近现代科学精神的一个象征、地质学界的精神家园。
这个院落现在是北京市文保单位，院内还完整保留着民国时代的四座科研工作楼。这个规模在全国范围也少见。正对院门的二层楼，是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由社会各界捐款而成。楼门门额上，有原民国时期汉白玉“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匾额，上款“中华民国十年”，下款“王逎斌题”（王逎斌是当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还有一块由清末翰林、农商部矿政司司长邢端撰文并书写的碑文，记录建设过程和捐款情况。这个二层楼是1921年建成的，1922年连同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一起正式开幕，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亲临剪彩。图书馆一楼进门右侧，原来是阅览室兼会议室，自建成后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会议中心——当年的科学会堂。很多重大科学成果曾在此发布，若干科学社团曾在此成立。一楼西侧阳面原来是丁文江（地质研究所创办者、中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的办公室。
北侧那座三层楼房曾是沁园燃料研究室，于1930年建成，由当时的实业家金绍基捐赠，俗称北楼。南楼和北楼之间，还有一个二层楼，这是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于1932年建成的土壤研究室。这个院内原来有赵亚曾（中国杰出的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和区域地质学家）和葛利普（德裔美国地质学家，曾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在中国工作生活26年）的纪念碑，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还保存着纪念碑的残片。葛利普先生的墓现在迁至北京大学西门内不远处。
很多重大地质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比如1929年，裴文中从这里出发，在周口店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比如中国的第一套现代地图册由这个机构绘制出版，同时我们地质学界的观测与调查也都是由这个机构开创的。这里也是中国最早编辑出版科学刊物的机构。最让我感佩的是，这个小院里，走出了一批爱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他们带着所有的仪器、资料、成果，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内迁，之后更是一直埋头考察、研究，为新中国的科研与建设发挥了极大的力量。他们积累的成果，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的重要基础。
北青报：前不久，颇有人气的民间微电影团队“鼓楼人艺”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叫《胡同里的“赛先生”》，就讲述了“兵马司9号院”的故事，吸引了不少观众。我注意到，很多观众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说这个“9号院”是胡同里的“赛先生”？
李晨阳：地质调查所是中国以实体的形式、从事实际的调查研究，并获得实在的科学成果的第一所科学机构，是“赛先生在中国”的象征。地质学是研究地球物质组成、发展历史与演变趋势的科学。我们知道，人生活在地球上，就一定要对脚下的大地有所了解，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要依赖矿产资源的供给。时至今日，经济社会发展依然离不开地质学的进步，比如手机、新能源车等新兴与传统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减灾……都要依赖地质学提供的资料。1913年9月4日地质调查所成立，丁文江为所长。1914年，翁文灏也加入该机构。地质学成为了在中国首个落地生根的现代科学。当时以丁文江、翁文灏为代表的学者们，做了特别多的科学启蒙工作，推动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传播。
中国百年科学之路 从这里出发
北青报：您挖掘并保护“兵马司9号院”的缘起是什么？
李晨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地质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地质调查局工作。一开始跑野外，负责找盐矿。那时候在新疆、青海，经常一待就是几个月。后来我调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地调信息化与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主要是为地调工作采用数字技术打基础，比如做地调网络系统一期建设、国家地质数据库系统建设等，还确立了一批地调软件研发。我们建设数字地质资料馆系统时，要对超过13万档、400多万件的地质资料数据与数据库实现高效精准管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深入了解并切实感受到“兵马司9号院”的价值之重大，就想把保护它这件事做下去、做好，一方面是为了致敬先辈，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曾经有那么多科学家为国家创造着辉煌的历史，他们爱国敬业的精神应当得到传承。
北青报：请您简单科普一下，地质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李晨阳：18至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对矿物原料的迫切需求，地质学开始在英国等国家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科学家达尔文就曾是地质学家，在搭乘“贝格尔号”远航时，他就随身带着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矿业的开发和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地质学传入中国。西方列强为了掠夺资源，也开始派遣大批探险家深入中国腹地开展调查研究。当时，译著和报刊是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主要途径。由于地质学与矿业发展密切相关，人们知道这是与“富源”相关的科学，于是越来越被重视，在当时各地开办的矿科学校中，也开始教授地质学知识。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设想是由章鸿钊提出的。在丁文江的努力下，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1915年底到1916年初时搬到兵马司胡同。为解决当时难觅地质调查专门人才之难，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当时的北大二院（位于现在的北京沙滩后街）同步开办了地质研究所，学员们从1914年开始，便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带领下，赴野外实习。随着地质研究所学员培养接近完成，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迎来第一批新生力量。这批人也是我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迈向荒野去做科学调查的第一批地质人才。
北青报：地质学从这里开始发展。
李晨阳：是的。地质学由此在中国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也发生在中国社会剧变之时。当时环境动荡，有不少地质人甚至为工作付出了生命。比如，赵亚曾1929年在云南考察时，被土匪杀害。他是我国第一个在近现代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当时的地质陈列馆，也是我国第一个按照科学分类、展陈的科学博物馆。
一系列地质、科研事业由“兵马司9号院”开始，它是中国早期从“格致”到科学的转折性“地标”，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科学精神的一个象征性存在。百年中国科学之路从这里出发，继而生发出更多其他学科，生生不息，薪火传承。
科学抗战 他们也是战士
北青报:能否讲讲战争年代，地质学人辗转内迁、保存科学火种的经历？
李晨阳：七七事变爆发后，战局急转直下，地质调查所不得不开始准备内迁。当时员工带着几百箱图书、资料、仪器，经汉口抵达长沙。1938年，地质调查所不得不再次迁址，最后到达重庆，在北碚卢作孚的西部科学院内修建了办公楼，开始了八年大后方的地质调查工作。北碚当时接纳了很多内迁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
大量档案资料反映出，地质学与抗战所必需的各种能源、矿业开发密切相关，地质学家们也成为当时中国抗战力量中一支特别重要的队伍。抗战初期，我国需要进口大量军火物资，急需相当数量的外汇。而加大钨锑、黄金等特种矿产的勘探与开采，就成为解决外汇来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在全国地质资料馆收藏的《开采中国西南金矿计划》和《资源委员会湖南金矿探采队沅陵县柳林汉金矿采矿工程处二十八年度事业工作计划书》里，记录了不少关于当时开采黄金的情况。另据徐克勤的赣南钨矿调查报告中记载，红军在江西根据地时期也曾开发钨砂，换取经费。向大后方转移时期，燃料问题成为人心安定的重中之重，当时各地质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找煤。在《四川的煤炭问题》中，李春昱先生分析了当时四川煤田分布和煤业状态，认为“四川煤矿之储量，供给四川之消费，即使工厂更倍今日，使其全体开工，在近数十年内，亦绰有余也”。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当时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质。随着战况的发展，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开展工作，发现了多处丰富的食盐资源。同时，中国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四川、贵州、西康等地进行了铁铜矿资源调查工作，发现了大批铁铜矿，为内迁工厂提供了大量原料。除找矿以外，地质工作者还参与了一批矿山、钢铁厂的迁建与新建工作。比如撰写《西康盐边县攀枝花铁矿》的李善邦，当时是原北平地质调查所从事地震研究的科学家，随迁大西南后，因为抗战地质调查的需要，转而从事矿产调查工作，著名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就是这个时期发现的。
还有著名的中印公路，也是我国地质工作者从民国三十年四月开始的工程勘测工作。中印公路通车后，平行建设的中印输油管也随之接通，石油源源输送至中国战场。中印公路通车半年，共运进汽车1万多辆、军用物资5万多吨，有力地支持了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的战役。当年大后方很多重要公路的勘测，是由著名工程地质学家林文英组织开展的，他是南洋归侨，1942年在勘测宝鸡-天水间铁路时因车祸牺牲。
北青报：听起来真是惊心动魄，他们也是战士啊。
李晨阳：是的，“科学抗战”，他们也是战士。抗战爆发后，翁文灏在《地质论评》上连续发出两封《告地质调查所同仁书》，内容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我所同仁务必全体忠以爱国，切勿做汉奸，切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所取到好名誉”。
今天，当我们触摸那些历经战乱、颠沛流离而保存下来的馆藏资料，真的是非常感慨。如中国石油地质的先驱谢家荣所言，地质学界在抗战中取得的这些成绩“并非幸运而致，地质界遭受折磨，为学术牺牲者大有人在”。丁文江为考察煤矿而死；吴希曾、王德森、林文英于野外调查之时遭车祸遇难；朱森、计荣森、胡伯素、张沅凯、刘庄等因疾病和恶劣环境英年早逝；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于科学调查时死于土匪之手。马以思是我国第一位牺牲的女地质学家，1945年，中国地质学会设立“马以思奖学金”，授予优秀地质专业学生。那些为国而战直至献出生命的地质学家们，永远值得人们景仰与怀念。
希望更多人感受到科学先驱们的精神力量
北青报：后来，地质部成立，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晨阳：当然。1949年全国解放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北平分所和南京总所，归属到各自的解放区政府有关部门，分别叫北平地质调查所和南京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调查所还在兰州有个西北分所，也在当地继续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在随后的岁月中，地质调查所的主体，连同南京、北京两处所址及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归入了地质部，其中的古生物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土壤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则演变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室部分演变为中国地震局下属研究所，一些业务骨干参加了共和国其他相关机构的组建。
1952年8月7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关于成立地质部的说明只有极为简短的一句话：“关于地质勘查的重要性，想大家已很知道，故成立了地质部。”这句话，简洁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加强地质工作，使之能尽快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在一五期间，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有300多个城市是因为地质工作发现矿产地而兴起，还有三峡工程、宝成及成昆铁路等重大工程的修建，都有着地质工作先行作用的发挥。
地质部刚成立时，在兵马司附近的丰盛胡同3号办公，之后不久迁入附近的朱苇箔胡同1号新建办公楼。这个院子和办公楼现在还在，而且就在“兵马司9号院”（现15号）北侧，两院相邻相通。1960年之后，地质部搬进阜内大街45号大院，直至1998年。
北青报：未来，您认为“兵马司9号院”怎样活化利用更好。
李晨阳：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南京旧址和重庆北碚旧址已经修缮一新，向公众开放。北京旧址则在有关领导的关怀、统筹下，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现在它的保护利用已被纳入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首批文物腾退保护利用计划之中，正在积极推进。
我认为地质界乃至科学界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和利用好“兵马司9号”旧址，共同弘扬科学家精神。比如完成整个建筑的修缮，再现往日风貌，展览、科普活动也可以陆续开展起来。
从1913年开始，百余年来中国地质工作历史和成果的保存一直没有中断。当年发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和仰韶遗址等大事件，都是在“兵马司9号院”北楼图书馆宣布的，发掘出来的文物就放在斜对面的陈列馆，很多人来看，非常热闹。解放时中国地质调查所（包括行政人员）不到300人，但后来出了50个共和国两院院士。
未来，我希望“兵马司9号院”能够成为一个集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文化传承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成为公众了解科学、热爱科学的一扇窗，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感受科学先驱们的精神力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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